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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 李致忠By Li Zhizhong

　　《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jié)》為宋歐陽修撰，陳鑒所纂紀(jì)傳體史書，節(jié)略唐史要文編成。2018 嘉德春拍古籍部征得宋刻巾箱本《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jié)》，現(xiàn)存一百六十卷，上鈐“胡氏收藏宋本”、“天津市人民圖書館珍藏圖書”，曹錕舊藏。

　　陳鑒輯

　　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jié)

　　宋刻本

　　1 箱6 函51 冊 紙本

　　《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jié)》為宋歐陽修撰，陳鑒所纂紀(jì)傳體史書， 節(jié)略唐史要文編成。2018 嘉德春拍古籍部征得宋刻巾箱本《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jié)》，現(xiàn)存一百六十卷，上鈐“胡氏收藏宋本”、“天津市人民圖書館收藏圖書”。此書原為奉系要員胡若愚舊藏，后送予直系軍閥頭目曹錕。此書不見著錄，過往僅見零帙留存，是罕見罕知罕傳的舊籍遺存，今日由曹氏后人逢辰現(xiàn)世，豈非幸事。

　　陳鑒及其纂輯是書的緣起

　　本書卷一卷端下題“翰林學(xué)士兼給事中充史館修撰歐陽修撰；石壁野人陳鑒纂”，因知陳鑒所詳節(jié)音注的《唐書》，乃宋歐陽修、宋祁、范鎮(zhèn)、呂夏卿等修撰的《新唐書》?！缎绿茣钒ū炯o(jì)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傳一百五十卷，凡二百二十五卷。歐陽修、宋祁、范鎮(zhèn)、呂夏卿等，都是北宋仁宗時的重臣，他們的行實事跡，哪里都可查到，無需贅述。而詳節(jié)音注此書的陳鑒，則行實事跡史不明書。

　　陳鑒嘗編纂《西漢文鑒》二十一卷，《東漢文鑒》二十卷，并在南宋理宗端平甲午（元年 1234）為之撰寫過一篇序文，序后落款為“石壁野人建安陳鑒拜手稽首謹(jǐn)書”，因知他是福建建安人。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0 一江南東道十三記載“建安縣十三鄉(xiāng)地，本孫策于建安初（196）分東侯官之地立此邑，即以年號為名，屬會稽南部都尉。原是閩國，吳永安三年（260）始立建安郡于此，歷代如之”。因知建安，乃割侯官之地而建置，故建安人亦可稱侯官人。清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十三謂陳“鑒福州侯官人。慶元二年（1196）進(jìn)士”。侯官屬福州，故清徐景熹【乾隆】《福州府志》卷三十七亦載“陳鑒字明之”，為“慶元二年丙辰鄒應(yīng)龍榜”進(jìn)士?？|清這些關(guān)系，對陳鑒其人便可作如下勾勒：陳鑒，字明之，石壁野人蓋是其號，石壁精舍蓋是其室名齋號，慶元二年進(jìn)士。其他行實則不詳。

　　陳鑒纂輯《音注唐書詳節(jié)》二百卷，自《宋史·藝文志》以降，直至明清書目，未見有單獨著錄者。而他所編輯的《西漢文鑒》和《東漢文鑒》，則明髙儒的《百川書志》、晁瑮的《晁氏寶文堂書目》、錢謙益的《絳云樓書目》、錢曾的《錢遵王述古堂藏書目錄》、阮元《四庫未收書提要》、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儀顧堂題跋》、倪燦《宋史藝文志補》等，都有詳略不同的著錄。惟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五集部著錄明刊本《西漢文鑒》二十一卷《東漢文鑒》二十卷時說：“宋石壁野人陳鑒編。是書取兩漢之文，分代編次。西漢始高祖，終平帝；東漢始光武，終獻(xiàn)帝。蓋以讀一朝之文章，即可知一朝之政治也。據(jù)鑒自序，所著有漢唐史節(jié)、漢唐文鑒，今史節(jié)及唐文鑒俱佚，是書僅有傳本，亦希見之書也?！?/P>

　　這是張金吾從陳鑒兩漢《文鑒》自序中悟出來的詮釋，是否如此，當(dāng)將陳鑒自序引出，以便證實張說是否正確。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明弘治十五年（1502）邵寶序刻之兩漢《文鑒》，尚保留陳鑒的原序：

　　“或有問于余曰：‘子之馳騁古今，貫穿史傳，而謂史可節(jié)乎？他史猶可，而謂漢唐三史可節(jié)乎？今子之纂節(jié)三史固矣，又何為摘出三史之文而別為一編？試為我言其故。’余應(yīng)之曰：‘漢、唐正史，萬代取信，奚庸一字加損！特以科舉之習(xí)，不容不纂取其要。余白首場屋，深知其然。漢、唐三史連編累牘，寸晷之間，何能遍覽？書肆節(jié)本，十不一二，無可搜閱，余是以冒然為之。蓋有得夫先正采取史集要言之義。至若名公鉅卿忠言嘉謨，見之史傳，不可概舉，何敢一字妄加節(jié)略。惟其不容節(jié)略，是以別為一編，故不摘出，無以表一時言論之切，不系諸朝，無以知當(dāng)時聽從之美。覩一代之奏言則知一代之興衰之故。觀一篇首末，則知一篇奏疏之由。史有不足，則旁搜他書，如平子之賦二京，張說之頌封禪，韓子原道，柳氏之鐃歌，要亦吾儒之不可闕者?；蛉≈x，或取之粹，或取之集中，皆此類也。漢唐史節(jié)，積十馀年而功始竟。三史之文編纂告成，姑以述其大概云爾。妄將末學(xué)，破裂舊史，知我者其以是乎，罪我者其以是乎？端平甲午石壁野人建安陳鑒拜手稽首謹(jǐn)書?！?/P>

　　陳鑒輯 宋刻本《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jié)》卷一及卷二百

　　陳序以問答方式，闡釋了他節(jié)略《漢書》、《后漢書》及《新唐書》而各自單獨成編之由，乃緣“漢、唐三史連編累牘。寸晷之間”無法遍覽。而本人又“白首場屋”，深知“科舉之習(xí)，不容不纂取其要”，透露出其節(jié)略漢、唐三史要文，編成《西漢文鑒》、《東漢文鑒》及《音注唐書詳節(jié)》，是為了滿足舉子科考之需，未跳出“帖括”之書的窠臼，立意并不高遠(yuǎn)，但確是他編纂此書的真實目的。

　　前邊張金吾嘗言“據(jù)鑒自序，所著有漢唐史節(jié)、漢唐文鑒，今史節(jié)及唐文鑒俱佚?！闭諒埵系睦斫猓愯b應(yīng)作有《漢書詳節(jié)》、《后漢書詳節(jié)》、《西漢文鑒》、《東漢文鑒》、《唐書詳節(jié)》、《唐文鑒》等六種書。為什么如此？以序中有“今子之纂節(jié)三史固矣，又何為摘出三史之文而別為一編”之問。而陳鑒的解釋則是“漢、唐正史，萬代取信，奚庸一字加損”！“名公鉅卿忠言嘉謨，何敢一字妄加節(jié)略”！“惟其不容節(jié)略，是以別為一編”。因為不別為一編，“無以表一時言論之切”，“無以知當(dāng)時聽從之美”，無以“知一代之興衰之故”，無以“知一篇奏疏之由”。如果真作如是解，則陳鑒當(dāng)是一位高產(chǎn)作者。然觀其兩漢《文鑒》，大部分摘自兩《漢書》，少部分則選自他書，因此《西漢文鑒》、《東漢文鑒》已是兩《漢書》的節(jié)略，未必再單有兩《漢書》詳節(jié)。至若《新唐書》，雖亦為紀(jì)傳體史書，但在寫法上、材料剪輯上，已遠(yuǎn)不如兩《漢書》保留的原始資料多，無法照兩《漢書》那樣從中直接摘選要文，故只得變體為音注詳節(jié)。是否如此，陳序已全文錄出于上，讀者自可審定。

　　《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jié)》的版本

　　由于是書不見任何著錄，因此它的版本也就不見有人談?wù)撨^。偶有零帙留存，如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此書之第四十七卷，但不知其書總卷數(shù)，也不知纂輯者為誰，只能就其風(fēng)格特點，審定為宋刻本，故其著錄只能為“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jié)口口卷，宋刻本一冊。九行十八字，細(xì)黑口，四周雙邊，有耳”。上海圖書館存有兩冊，也只是著錄為宋刻本；南京圖書館存卷六十二至六十四，也只著錄為宋刻本；天津圖書館存卷一至三、六至七、十一至十三、二十一至七十四、八十二至八十四、八十八至一一三、一一七至一七六、一七八至一七九、一八一至至二00，凡一百七十三卷。其中卷五十八、一四二至一五三抄配。由于天津所藏存有卷一，下題有“石壁野人陳鑒纂”字樣，故著錄出“宋陳鑒輯注”及“宋刻本”，但總卷數(shù)卻仍付闕如。令人不解的是，天圖存藏最多，且注出了責(zé)任者，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出版時為何不以天圖所藏立款，而仍以國圖、上圖、南圖標(biāo)目？目后索引亦不標(biāo)注天圖有藏，這其中自有曲折，此話留待后邊再談。

　　前邊幾家有藏圖書館之所以能注出該書是“宋刻本”，更多的恐不是靠前人論說或文獻(xiàn)記載，而是靠其書的自身風(fēng)格而審定的。這種審定雖然迄今仍無法動搖它的根基，但若能鉤沉出某些相關(guān)文獻(xiàn)，還是可以從旁助力我們鑿實它是宋刻的正確性。

　　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 《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jié)》 存一冊三卷，吳湖帆題記

　　國家圖書藏有明弘治十五年邵寶序刊《兩漢文鑒》。邵氏《重刊兩漢文鑒序》云：“頃者訓(xùn)導(dǎo)黃云自瑞州來，視予《西漢文鑒》一編，則宋人陳鑒氏所集。凡漢文散見于紀(jì)傳及選苑諸書皆在……。（黃）云所藏本，本宋刻，其簡帙甚約，于簡閱為便。”透露出宋刻《西漢文鑒》“簡帙甚約”，即開本甚小，方便攜閱。

　　阮元《四庫未收書提要》卷一《漢文鑒二十一卷提要》謂：“其文皆採自史傳，不無刪節(jié)之病。然就西京文纂錄其要，可以為讀史之助。與前次所錄《東漢文鑒》同為宋時巾箱本，合之成全璧云?！币衙鞔_指出陳鑒兩漢《文鑒》的宋刻本是巾箱本。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十三著錄明刊本《西漢文鑒》二十一卷《東漢文鑒》二十卷，并說“舊有宋刻巾箱本”。

　　上述所言雖都講的是陳氏兩漢《文鑒》的宋刻巾箱本，但它與《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jié)》的版本緊密相關(guān)。前引陳鑒自序嘗言“漢、唐史節(jié)，積十馀年而功始竟。三史之文編纂告成，姑以述其大概云爾。”顯然陳氏是把節(jié)選《漢書》、《后漢書》、《新唐書》而成的《西漢文鑒》、《東漢文鑒》及《音注唐書詳節(jié)》視為一項整體工程，所以他自序說“漢、唐正史，萬代取信”，“漢、唐三史連編累牘”，“三史之文編纂告成”。因知端平甲午陳鑒自序，并非只是兩漢《文鑒》之序，而是三書之序。

　　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本 《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jié)》 存二冊七卷

　　這篇序文雖未明題刻梓，但三書之付梓應(yīng)距此不遠(yuǎn)。所以弄清宋刻兩漢《文鑒》是巾箱小冊，則其《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jié)》亦當(dāng)是巾箱小冊。果然，這種巾箱小冊之《石避精舍音注唐書詳節(jié)》，竟在近八百年后逢辰現(xiàn)世，證實了陳氏三史之節(jié)文確是同時付之剞劂，所以三書的版式行款、印紙墨色、字體風(fēng)貌、開本大小都應(yīng)該是一致的。只可惜久為人知的兩漢《文鑒》，其宋刊本卻久軼，不復(fù)可見；而長期罕知罕見罕傳的《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jié)》，其宋刻的真實面目反揭開了掩飾已久的面紗，令人一覩為快，不勝欣幸！

　　明代晁瑮的《晁氏寶文堂書目》著錄有《西漢文鑒》，并定為“閩舊刻”。

　　意謂“福建的舊刻本”。三書若確是同時付之剞劂，則《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jié)》，亦當(dāng)是福建舊刻。今此書赫然復(fù)出，得觀其整體風(fēng)貌：字體近柳，棱角峭勵，細(xì)竹紙印造，墨色勻凈，確一派十足的閩刻風(fēng)韻。欄外有耳題，旨供檢閱方便。卷四十七中“儀鳳中司邢臺常伯李敬”之“敬”字，“徐敬業(yè)”之“敬”字，均缺末筆，以示回避宋諱；“越王貞”之“貞”字，乃回避北宋仁宗趙禎嫌諱；“玄宗開元三年黃門監(jiān)盧懷慎”之“慎”字，亦缺末筆，顯避南宋孝宗趙昚嫌諱?？墒牵觥靶?、“弘”、“炅”等該避之字卻又不避，隨意性較大，這都從不同角度印證了它的是宋刻，而且是南宋后期閩建書鋪刻書常有的現(xiàn)象。加之是巾箱小冊，顯為節(jié)約成本，便攜易售，也是南宋后期閩建書鋪的一種經(jīng)營策略。陳鑒又是閩建人，書又為舉子科考參用。所有因素湊集在一起，便構(gòu)成了當(dāng)?shù)厝司帟?，?dāng)?shù)貙や侀_雕，行銷卻四遠(yuǎn)而無不至。

　　《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jié)》的鈐印與遞藏

　　該書有兩枚鈐章，一為“胡氏收藏宋本”，一為“天津市人民圖書館收藏圖書”。兩顆藏印，蘊藏著兩段情趣和故事。

　　本為開篇已言此書原是胡若愚舊藏。鈐印亦言“胡氏收藏宋本”，因知印主即當(dāng)是胡若愚。胡若愚，名言愚，字如愚，后更字若愚，安徽合肥人。畢業(yè)于國立北京大學(xué)，法學(xué)學(xué)士。嘗為張作霖鎮(zhèn)威上將軍公署顧問。后來為張學(xué)良副官，并結(jié)拜為兄弟?！稄垖W(xué)良口述歷史》中說“胡若愚呢，是我那時候到北京在一塊玩兒的朋友”。1925 年曾任北洋政府善后會議委員、臨時參政院參政，京師稅務(wù)監(jiān)督。1928 年“皇姑屯事件”發(fā)生，張作霖命歸黃泉，張學(xué)良則坐上了奉系“東北王”的交椅。張學(xué)良本就主張講和，“皇姑屯事件”后，國恥家仇交織在一起，促使他決計派出自己的副官胡若愚赴南京與國民政府商談東北軍易幟歸附問題。結(jié)果結(jié)束了長期的軍閥混戰(zhàn)，實現(xiàn)了統(tǒng)一。胡若愚在東北軍，乃至國民政府的眼中，地位也就不同尋常了。1930 年9 月出任青島市市長，官邸即在今青島文登路8 號。

　　1931 年兼任北平市代理市長、國民政府實業(yè)部開灤礦務(wù)局督辦。其后脫離政界，賦閑長住天津。終日以書法、讀經(jīng)禮佛為事。其人喜收藏，精鑒賞，張學(xué)良早年在京、津地區(qū)收集古書畫，他是點撥人之一。2007 年，天津政協(xié)學(xué)習(xí)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輯出版過《天津十大收藏家》一書，書序中嘗言：“天津收藏家們收藏的文物各具門類，各有特色。書畫收藏家有：汪士元、靳云鵬、任毓麟、胡若愚、張伯駒、張叔誠、沈吉甫、韓慎先、翁之熹、袁東槎等人。”所舉十大書畫收藏家中，胡若愚之名赫然在目。

　　書畫收藏家常以書畫蒐藏為主，但于珍貴的典籍亦不肯失之交臂。胡若愚入藏宋本《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jié)》，蓋即如此。

　　前邊說過了，胡若愚先是張作霖鎮(zhèn)威上將軍公署顧問，“皇姑屯事件”后又是張學(xué)良的重要副官，并能肩負(fù)使命，前赴南京洽談奉軍易幟歸附，實現(xiàn)統(tǒng)一的歷史大業(yè)。足見他與東北軍張氏父子的關(guān)系是密切的，地位是重要的。因此，張氏父子和當(dāng)時軍閥頭目之間的關(guān)系，也常常影響和左右著胡氏與他們的關(guān)系。如張作霖與曹錕的關(guān)系，既是軍閥之間奉系與直系的關(guān)系，又是相互拉攏、相互利用而又相互反目的關(guān)系。1920 年直皖戰(zhàn)爭后，由于權(quán)利分配不均，奉、直之間關(guān)系詭譎。因而他們不惜利用古老的通婚之策，借以彌合彼此的關(guān)系縫隙。時年只有四歲的張作霖四子張學(xué)思，被乃父與曹錕的六女兒曹士英定下了娃娃親。據(jù)傳，定親的酒宴在天津曹家花園舉行。張作霖攜子步入大廳，曹錕起身迎接，并親熱地請張坐在自己身旁，張則令學(xué)思跪地給岳父大人磕頭拜親，二老會心大笑，賓朋亦隨之歡笑。有人逢迎真是金童玉女，天作之合。有人賀曹巡閱使喜得乘龍快婿，張巡閱使喜得玉女為媳。兩大帥結(jié)親，天下從此可得安定。未成想，定親之后竟發(fā)生過兩次直奉戰(zhàn)爭。

　　張學(xué)思此后走上革命道路，也未真的實現(xiàn)這門親事。但張曹定為姻親總是事實，說明張曹兩家確有過一段熱絡(luò)的關(guān)系。作為奉系一方的要員，胡若愚將自己的藏書——宋本《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jié)》轉(zhuǎn)送曹錕，以示友情，就顯得十分自然并可以理解的義舉。

　　第二枚鈐印是“天津市人民圖書館收藏圖書”。此印的鈐蓋，當(dāng)與四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有關(guān)。1966 年“81.8”之后，“文革”再起狂瀾。不諳世事的“紅衛(wèi)兵小將”們在全國掀起了抄家之風(fēng)，書畫、典籍被視為“四舊”而被抄被毀。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有的雖被抄出，但未立即銷毀。有的被送到指定地點，有的就被送到了當(dāng)?shù)貓D書館。有的收藏家為形勢所迫，主動將自家藏品交給所在單位或街道辦事處，而后再由單位或街道辦事處送至圖書館或相關(guān)管理單位。送交時有的將財產(chǎn)歸屬說清楚了，有的根本什么也沒說。有的圖書館將接受的藏品，分藏家造冊，單獨存放，有的圖書館則冊也未造就直接上了自家的財產(chǎn)賬，甚而著錄編目、鈐章蓋印、入庫上架，視為自家的藏品了?！拔母铩焙笃诩啊拔母铩苯Y(jié)束后，開始落實政策，藏品漸次發(fā)還原主。交接時，有的原主再次見到自家藏品，且保存完好，心生感激，一再致謝。有的原主不明真相，以為是圖書館參與了當(dāng)時的查抄，心懷不滿。有的圖書館書已編目上架，并鈐蓋了藏章，書還原主，還要財產(chǎn)注銷，手續(xù)煩雜，發(fā)還遲疑，從而引起原主不滿，甚而產(chǎn)生矛盾，政策落實緩慢。天津市人民圖書館之于宋本《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jié)》，大概即屬于這種情況。

　　1975 年秋末冬初，國務(wù)院辦公室主任吳慶彤向國家圖書館（時稱北京圖書館）館長劉季平口頭傳達(dá)了重病中周恩來總理的指示：“要盡快把全國善本書目編出來”。

　　同年秋末冬初的一天下午，天氣陰沉，劉季平召集全館相關(guān)人員，傳達(dá)周總理上述指示，并囑咐思考事先應(yīng)做哪些準(zhǔn)備。1977 年春，準(zhǔn)備工作啟動。1978 年春，在南京召開全國性善本書目編輯工作會議，正式部署編目工作。1979 年底，全國各館善本編目卡片陸續(xù)匯集北京。翌年春，總編工作在北京展開。為使校核工作順利進(jìn)行，在經(jīng)、史、子、集、叢各部大體草編就緒之后，主編決定先刻蠟紙油印本。這個油印本的史部史抄類，天津市人民圖書館報來的宋本《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jié)》仍著錄在目。待到1993 年4 月史部正式出版時，距油印本問世已過去十年有馀，天津圖書館根據(jù)政策早將原書退還了曹家。此便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仍以國圖所藏立款標(biāo)目，并不再標(biāo)示天津圖書館有藏的歷史原因。2000 年5 月線裝書局正式出版帶有索引的《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即以油印本為底本，不管其后的種種變化，一概照錄，造成諸多局外人不懂不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