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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苗懷明

Zheng He led grand fleets completed, in nearly three decades, seven far-reaching ocean voyages to the coastal territories and islands in and around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the Indian Ocean, and beyond. With his footprints on nations in Southeast Asian and South Asia, he altogether visited more than 30 countries. Based on that, a number of legends and stories have been created. Among the literature works with the theme and subject of Zhenghe’s Voyage, Records of Zheng He’s Voyages stands for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representative one.

　　鄭和率領(lǐng)龐大的船隊在近三十年的時間里七次下西洋，足跡遍及東南亞、南亞各國，經(jīng)歷三十多個國家。由此產(chǎn)生不少傳說故事，在這些以鄭和下西洋題材的文學作品中，以《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通俗演義》影響最大，也最具代表性。

（明）羅懋登 撰

新刻全像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通俗演義 二十卷一百回

明三山道人刻清初步月樓重修本

4函20冊 紙本

著錄：《中國古籍善本總目》集部小說類第1834頁  

　　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重要國策的實施，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再次引起世人的高度關(guān)注。而說到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則不能不提及幾百年前鄭和下西洋的壯舉。

　　如今鄭和下西洋的事跡早已家喻戶曉，但不少人未必知道，就在明朝，曾出現(xiàn)過一部以鄭和下西洋為題材的章回小說，在這部作品中，鄭和和他的船隊是以一種魔幻式的面目呈現(xiàn)。

　　這部小說就是《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通俗演義》。

一

　　鄭和率領(lǐng)龐大的船隊在近三十年的時間里七次下西洋，足跡遍及東南亞、南亞各國，經(jīng)歷三十多個國家，最遠到達非洲，這是中國人的一次航海壯舉，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個奇跡。在航海的隨行人員中，有人將當時下西洋的經(jīng)過以及沿途見聞記載下來，如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鞏珍想《西洋番國志》等，這些記載具有十分珍貴的文獻價值。

　　但在當時，由于對海外各國了解甚少，中外之間缺少交流，人們對鄭和下西洋的價值和意義還缺少充分的認識，與現(xiàn)代人的認知存在很大差距。他們并不是從商貿(mào)、文化交流乃至航海的角度來解讀這一偉大壯舉，而是對域外充滿想象和好奇，因而鄭和下西洋的事跡盡管有較為可信的記載，但并未受到重視，相反他們用自己的想象將這一真實的歷史事件神魔化，由此產(chǎn)生不少傳說故事，《三寶太監(jiān)下西洋通俗演義》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chǎn)生的。

　　這并不是文學史上的特例，從早期的《山海經(jīng)》、《博物志》等典籍中就可以看出古代中國人對異域的神魔化想象，這種思路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代。

　　就現(xiàn)存文獻來看，有關(guān)鄭和下西洋的文學作品類型內(nèi)容豐富，包括詩文、筆記、小說、戲曲、說唱等，如明雜劇《奉天命三保下西洋》、清人小說《三寶太監(jiān)西廂記通俗演義》、《三保太監(jiān)下西洋》，在當時頗為流行，其情況正如錢曾在其《讀書敏求記》一書中所說的：“蓋三寶下西洋，委巷流傳甚廣，內(nèi)府之劇戲，看場之評話，子虛亡是，皆俗語流為丹青耳。”劉若愚在《酌中志》中亦有相關(guān)記載：“木傀儡戲，……或三寶太監(jiān)下西洋、八仙過海、孫行者大鬧龍宮之類。惟暑天白晝作之，如耍把戲耳。”

　　在這些以鄭和下西洋題材的文學作品中，以《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通俗演義》影響最大，也最具代表性。

二

　　《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通俗演義》作者題名為“二南里人編次”，卷首序言后署“二南里人羅懋登”，由此可以知道“二南里人”即羅懋登。

　　羅懋登，字登之，明萬歷間人。至于其籍貫，《曲?？偰刻嵋吠茰y其為陜西人。向達通過該書使用俗語如“不作興”、“小娃娃”等，認為這都是“現(xiàn)今南京一帶通行的語言，似乎羅懋登不是明應天府人，便是一位流寓南京的寓公”（向達《關(guān)于三寶太監(jiān)下西洋的幾種資料》）。根據(jù)鄭閏《〈西洋記〉作者羅懋登考略》一文披露，《羅氏大成宗譜》、《豫章堂羅氏重修族譜》中有羅懋登的記載，其為江西省撫州南城縣南源村人，生于明正德丁丑正月十四午時，另有“行隱四郎”之稱。如果這兩部族譜的記載可信，則羅懋登的籍貫問題可以解決。

　　另，萬歷二十一年（1793）年富春堂所刻《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一書《引首》署名“登之甫羅懋登”，并有“二南里人”的印章，將其與《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通俗演義》對照，基本可以確認，兩者為同一人。在引首中，羅懋登說自己“登不肖走衣食，嘗溯燕關(guān)，探鄒魯，游齊梁，下吳楚歐越之區(qū)，中間靈疆神界，磅礴谽谺，靡不領(lǐng)略而悉數(shù)之。歲萬歷紀元之癸巳，來止陪京，為披閱書記，得《搜神記》于三山富春堂”，可見他去過很多地方，而且對神魔題材的文學作品感興趣。對羅懋登的生平事跡，現(xiàn)在了解還不是太多。

　　羅懋登的創(chuàng)作除《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通俗演義》外，尚有戲曲《香山記》，他還為劇作《拜月亭》、《投筆記》、《金印記》、《西廂記》做過注釋，可見他對戲曲頗有興趣。

　　《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通俗演義》卷首署名羅懋登的序言寫于“萬歷丁酉歲菊秋之吉”，即萬歷丁酉即萬歷二十五年（1597），作品的具體成書時間當在此前后。

　　在卷首的自序中，羅懋登點明“今日東事倥傯，何如西戎即序，何可令王、鄭二公見，當事者興撫髀之思乎？”這說明他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不僅僅是為了演繹鄭和下西洋的故事，而是有所寄托的，有著現(xiàn)實的考慮，他想以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來表達自己對倭寇等邊患的憂慮，抒發(fā)憤懣之情，寄托人生理想。俞樾在《春在堂隨筆》一書中提及這一點：“此書之作，蓋以嘉靖以后倭患方殷，故作此書，寓思古傷今之意，抒憂時感事之忱。”魯迅也基本認同：“嘉靖以后，倭患甚殷，民間傷今之弱，又為故事所囿，遂不思將帥而思黃門，集俚俗傳聞以成此書?！保斞浮吨袊≌f史略》）羅懋登以文學的形式重現(xiàn)當年的輝煌，希望當政者能以鄭和航海的事跡自勵，改變當時的積弱被動局面。

　　作者在參考相關(guān)史料的基礎上加以想象虛構(gòu)成書，盡管里面有不少降妖除怪場面的描寫，但其基本史實則是真實的，無論是鄭和所游歷的國家，還是當時的山川風物、風土人情，皆有所本。其所依據(jù)的主要是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此外還對李昌祺的《剪燈余話》、楊儀的《高坡異纂》等書有所借鑒，一些故事系化用而來。

　　正是因為采用乃至抄錄了《瀛涯勝覽》，因而獲得重要的史料價值，可以據(jù)以校對《瀛涯勝覽》中的一些文字，正如俞樾在《春在堂隨筆》中所言：“書雖淺陋，而歷年數(shù)百，便有備考證者，未可草草讀過也?！边@一點也是歷來研究者所看重的。   

　　《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通俗演義》有兩個版本系統(tǒng)，一個是一百回本，一個是一百二十回本。原本為一百回，較為通行。一百二十回本系清代根據(jù)百回本重編而來，并不多見。

　　百回本主要版本有萬歷年間原刊本、明刻清初步月樓重修本、晚清上海申報館排印本等。其中原刊本為三山道人梓行，全書二十卷，每回有兩幅插圖。清初步月樓重修本與明原刊本文字、版式一樣，有研究者認為該版本系步月樓購得原版重印而成，只是加雕步月樓牌記而已，并沒有對作品內(nèi)容進行修訂。

　　一百二十回本則有清廈門文德堂咸豐九年刊本，題名《三寶開洋西洋記》，署名“二南里人著、閑閑道人編輯”，可見閑閑道人就是那位重編者，從書中有些卷署名“閑閑道人沈夢麟編輯”來看，這位閑閑道人叫沈夢麟，生平事跡待考。

三

　　從羅懋登卷首的自序可以看出，他是出于對邊患的憂慮才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的，希望借助鄭和下西洋創(chuàng)造的輝煌來表達自己的理想，激勵當政者振作起來。

　　《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通俗演義》創(chuàng)作的時間距明代滅亡不過五十年的時間，表面上看起來，當時的大明王朝一派歌舞升平，但實際上王朝背后的隱患正一一顯露出來，下層民眾的暴動叛亂不說，邊關(guān)尤其是東北、朝鮮乃至東南沿海都存在很多問題。作者未必是個預言家，但他表達的這種憂慮是有先見性的。對不少江南文人來說，大明王朝的滅亡是個意外，當清軍的鐵蹄跨過長江，橫掃江南，他們倉促中放下酒杯去拿刀槍，敗局已定，一切都晚了。

　　作品的結(jié)尾頗為耐心尋味。鄭和率領(lǐng)規(guī)模龐大的船隊下西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去西洋找回被元朝皇帝藏匿在那里的傳國玉璽，途經(jīng)各國時也不斷盤查訊問，盡管金碧峰長老是燃燈古佛的化身，盡管他法力高強，無所不知，但他也無法幫永樂皇帝拿回傳國玉璽，為此受到閻王的嘲笑。后回到中國，皇帝問起，鄭和也只能以一句“杳無消息”搪塞過去。

　　傳國玉璽恰恰是王朝權(quán)力權(quán)威的標志和象征，竟然失落西洋，無可查考，作品的結(jié)局看似完滿，實則充滿遺憾。作者這樣寫顯然是有用意的，他想表達的恐怕不僅僅是自己的悲觀。

　　對這部小說的藝術(shù)成就，清代俞曲園先生評價甚高，他認為“其書視太公封神、玄奘取經(jīng)尤為荒誕，而筆意恣肆，則略過之”（《春在堂隨筆》），將其置于《封神演義》、《西游記》之上。這一看法雖然未必人人同意，但從另一個角度充分肯定了該書的藝術(shù)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