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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太真上馬圖卷》，原為清宮舊藏，著錄于《石渠寶笈三編·延春閣》，曾經(jīng)溥儀攜去長春，在《故宮已佚書畫目》中有記載。后由鄧拓先生收藏，視為重器，并有多篇考證文章發(fā)表。此卷“富麗工細(xì)，端莊肅穆，兼而有之”，為傳世同一題材中極古也是畫得極好的一卷。既上溯唐人遺風(fēng)，又得后世學(xué)者的反復(fù)考據(jù)辨析，故具有重要藝術(shù)價值和歷史價值。

周文矩（傳）太真上馬圖

設(shè)色絹本手卷

畫:29.7×108cm.約2.9平尺

跋:29.7×129.5cm.約3.5平

著錄：

1.《石渠寶笈三編·延春閣》《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合編》第九冊，第1364-1365頁，上海書店，1988年。

2.《賞溥杰書畫目》（載《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第8頁，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1934年。

3.《歷代著錄畫目》，福開森著，第166頁，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93年版。

4.《重訂清故宮舊藏書畫錄》，徐邦達(dá)編，第33頁，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97年。

5.鄧拓：《談?wù)勚芪木氐奶嫔像R圖》，《鄧拓散文》，第26-32頁，人民日報出版社，1980年版。

6.《古書畫偽訛考辨》，《徐邦達(dá)集》（十），第219頁，故宮出版社，2015年版。

出版：1.《中國畫》1959年第八期，第10、11、20頁，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

2.《藝苑掇英》第二十八期，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編輯出版，1986年。

3.《中國名畫鑒賞辭典》，伍蠡甫主編，第179-181頁，上海辭書出版社，1993年。

4.《楊仁愷書畫鑒定集》，第118-120頁，河南美術(shù)出版社，1999年。

5.《中國歷代畫目大典》（戰(zhàn)國至宋代卷），第189-190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太真上馬圖局部

　　自白居易的《長恨歌》開始，唐明皇、楊貴妃歷史故實，一直是被不斷書寫和藝術(shù)渲染的主題。歷代畫家以此故實為題材，創(chuàng)作出豐富的主題畫作，“楊妃上馬”即為其中一例。根據(jù)目前可信的文字記載，此題材始見于韓駒（活動于12世紀(jì)前期）《題明皇上馬圖》詩：“翠華欲幸長生殿，立馬樓前待貴妃。尚覓君王一同顧，金鞍欲上故遲遲”。至北宋末年，高似孫（南宋淳熙十一年進(jìn)士），《緯略》記載：有持二畫求售，乃《楊妃并馬》、《上馬》圖，題“陳閎”二字，筆力甚清壯?！标愰b之作雖不得見，但在后世的不斷摹寫中，楊貴妃經(jīng)眾人擁簇扶掖登幾上馬，明皇回首而望，已經(jīng)成為這一題材的固定范式。

　　此《太真上馬圖卷》，原為清宮舊藏，著錄于《石渠寶笈三編·延春閣》，定為五代周文矩所作。記云：

　　絹本，縱九寸二分，橫三尺七寸七分。設(shè)色，畫仆夫控驄馬，仍以幾，太真盛飾，二女侍扶掖以上。左右執(zhí)鞭鐙者各一人，中涓（太監(jiān)）執(zhí)扇者二人，隨而后者四人，馬前衣緋（紅色）而髯者一人，衣綠手弓者一人。明皇騎而先，攬轡作回顧狀。二人執(zhí)扇夾侍，一人拱立馬前，前又一馬，一人控鞍而待。無款印。另后紙有元柯久思、鄭元祐、黃溍、醉齋（饒介號）四詩題。

▲《石渠寶笈三編·延春閣》《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合編》第九冊

　　是卷20世紀(jì)20年代初被溥儀攜去長春，見于《故宮已佚書畫目》。50年代，由著名學(xué)者、作家鄧拓先生收藏，視為重器，并撰專文《談?wù)勚芪木氐奶嫔像R圖》，發(fā)表于1959年的《中國畫》上，對它的作品藝術(shù)價值、歷史背景等一系列問題，作較詳盡的論述。此圖人馬尚有唐人遺風(fēng)，如馬的肥臀短腿，楊貴妃的“去眉開額”等。且對于唐朝服制有直觀和嚴(yán)謹(jǐn)?shù)某尸F(xiàn)。富麗工細(xì)，描摹精妍，故極得鄧拓先生珍愛非常，“越看越覺得興味倍濃，不能釋手”。

▲《賞溥杰書畫目》（載《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

▲《中國畫》1959年第八期

　　1986年，此卷再度發(fā)表于《藝苑掇英》第28期（鄧拓同志藏畫專輯），并作為封面刊載。楊仁愷先生特為之撰文《<真妃上馬圖>試析》（署名楷文），判斷此作為保留了唐人風(fēng)貌的宋摹本。文中記載“我曾向已故的名鑒藏家張蔥玉同志交換了看法，他和我都認(rèn)為屬于宋人摹本，買王得羊，因而留下唐人的風(fēng)貌，已經(jīng)彌足珍重的了。”

▲《藝苑掇英》第二十八期

　　我們以唐《簪花仕女圖》、五代《韓熙載夜宴圖》與之比對，可見到其畫風(fēng)上的內(nèi)在聯(lián)系。但與歷史上關(guān)于周文矩“士女近類周昉而纖麗過之”，“行筆瘦硬戰(zhàn)掣，有煜書法”等記載，尚有一定距離。故兩位先生將它定為宋人畫是頗有道理的。卷后柯九思等幾個元人的題跋雖尚待考證，但并不影響畫卷本身的藝術(shù)價值和歷史價值，它是傳世同一題材中極古也是畫得極好的一卷。

　　宋畫已經(jīng)難得，又經(jīng)過《石渠寶笈》著錄，自應(yīng)受到世人的重視。